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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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历经变革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体制在发展中日渐成熟并形成了行之有效和稳定灵活的系统性机制，从发展动因、运动轨迹和重要体征等角度剖析其历史变迁，从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等方面阐释其演变机理，从突出成就、基本经验和发展反思等维度做现实考察，可为彰显党对经济社会领导的重要作用及其依据提供有力的佐证。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领导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对外开放事业的未来目标和高度自信。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诸多阶段性的胜利，我国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发展从无到有、由小变大、自弱向强。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领导，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是可见端倪的。譬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自觉协调全国范围的革命党与局部地区的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极大的精力领导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战争与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中国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维度上的重大转变，表现为从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模式的长期实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等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新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领导所涵盖的历史区间，不仅包括改革开放之前经济社会的演变周期，还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前者是其“准备阶段”，后者则是其“生成和发展阶段”，两者都从属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发展周期。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事实上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我国经济社会正向引导和有效管理的体制，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大阶段有效运作的体制。要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最新形式，本质就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疏管结合”的领导体制。70年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也在发展演变中日渐成熟起来，并形成了行之有效和稳定灵活的系统性机制。

一、近年来关于“党领导经济”的研究述评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我国各项事业前行的坚强核心，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等方面付出了诸多心血，并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尽管对党在经济社会中发挥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已成共识，但从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学术界对“党领导经济”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接下来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做出相应的研究评析和展望。

　　（一）近年来关于“党领导经济”的研究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党领导经济”的研究，在体量和质量上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排除大部分以宣传价值为目标的报纸或报告等非学术性文献后，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研究“党领导经济”的期刊论文并不多见，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的文献和专门性的硕博士生论文更是寥寥无几，接下来选取部分代表性文献进行分析。

　　部分学者主要就“党领导经济”的定位或价值提出相应思考。杨承训认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党领导经济”是其重要特征。他还阐述了政治方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导作用，以及在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等诸多问题。李景田则基于党的领导对“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来进行分析，认为党的领导是后者的根本保证，主要从执政能力、先进性、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和作风及反腐倡廉等方面建设出发来论述相关问题。

　　部分学者对如何改善“党领导经济”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阳国亮以习近平的相关重要论述为研究基础，论述了党领导经济社会前行能力相关的问题，主要是从重要性、方法路径和战略决策的执行力等方面来进行分析。祝福恩、隋芳莉在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前提下，论述了党对经济社会的领导问题，其侧重点是创新工作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基于理论指导机制、决策咨询机制和保障贯彻机制等方面进行探讨。马娜的研究相对比较直接，其以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研究了提升党领导经济工作相关能力的问题。何德旭、应寅锋在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前提下，论述了如何就党领导经济工作进行完善等问题，侧重点在于方式方法或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王传涛的研究则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特定的发展条件来进行的，研究关注党的领导方式等相关问题，并从面临挑战和基本领导方式以及法律化、制度化和定型化等方面做出论述。

　　部分学者主要是结合某些具体问题，对“党领导经济”的问题进行研究。卫兴华比较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将其与新时代党的领导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着重从新发展理念、新社会主要矛盾、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等方面做出论述。高培勇侧重论述相关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问题，将其与党领导经济工作组合起来做出深刻分析。熊辉、仰义方的研究相对而言则非常具体，以粮食工作为分析对象，论述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领导等问题，主要是基于促使粮食价格稳定、提升粮食产出量、维系粮食供给、发展粮食市场和维护民众生活等角度进行阐述。张书林基于特定的视角，对党的经济领导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侧重于从立论依据、历史脉络和经验启示等方面来做出论述。李强则是将集体经济、共同富裕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基于山村巨变、理论思考和首要条件等方面来进行分析。陈国权、梁正、成筱炜就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及其历史经验等相关问题加以细化考察，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需要与可能、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积累与消费、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等维度做出研究。

　　（二）近年来关于“党领导经济”研究的局限

　　 对“党领导经济”研究不足的讨论，实质上可以从多种不同角度进行，并且可以发现和得出诸多需要探究的问题和值得深思的结论。首先，目前针对“党领导经济”价值或意义的研究相对比较匮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党领导经济”的问题，关于价值或意义的研究应当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有效加强对“党领导经济”价值或意义方面的研究，就难以深刻说明“党领导经济”的重要作用。很显然，这个问题在当下是非常紧迫的。其次，目前关于“党领导经济”过程中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尚有待加强。从已有文献来看，尽管有些学者对涉及“党领导经济”的某些具体问题做出了分析，但仍显捉襟见肘、不够全面，包括但不限于理论和实践等层面相关问题的分析和探究，对深刻剖析“党领导经济”问题有重大价值，其论证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最后，目前对“党领导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深度有待加强。客观地讲，对“党领导经济”相关问题的分析，应当结合其演化历程、发展动因和经验教训等各个方面来深入探讨。只有加强对相关问题本质和起源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加深入、更为有效地厘清“党领导经济”的相关问题，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工作仍然不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近年来关于“党领导经济”研究的展望

　　基于前文关于“党领导经济”的研究综述，以及对目前学术界研究“党领导经济”等方面瓶颈的考察，我们有必要做出进一步的深化分析和思考。首先，要将针对“党领导经济”的重要作用及其依据的研究提升到更为优先的层级。如前所述，关于“党领导经济”价值或意义的研究至关重要。事实上，加强对“党领导经济”重要作用及其依据的研究，是对其价值或意义分析中相对关键的部分，应当给予更多重视。其次，要强化对“党领导经济”和其他相关问题之间的联系研究。必须指出，“党领导经济”并非孤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细节问题，都和“党领导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加强对这些联系的研究，将极为有效地促进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最后，要深化对“党领导经济”思维理念和方式方法的深入研究。在经济领域内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其外在表现就是不断推动“党领导经济”思维理念和方式方法的研究，这不仅是促进“党领导经济”问题研究不断深化的路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体制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70年来，党对经济的领导已经形成极具长效常态性的体制机制，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举足轻重，为我国经济社会前行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有必要深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发展动因、运动轨迹和重要体征等要素的研究，并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卓越贡献作出相应的阐释。

　　（一）集中展现时代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需要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多重诉求

　　在实践中，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作为引致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模式不断革新的关键要素，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也有着深层次的动因。只有认真剖析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如何有效发展，为什么能得到持续发展等关键问题，才能增强全社会对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了解。党对经济领导体制的发展和演变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首先，它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形势下顺应时代发展现实需要的。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艰苦时期，还是在开启辉煌变迁后的改革攻坚时期，抑或在当代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依托的思维理念和社会实践都有着明确的现实需要，这些需要就是我们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存在和发展演变的前提条件。要言之，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每一次演变和发展，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时经济社会所处时代的现实需要，而不是毫无目的和散漫发展的。

　　其次，它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变革所引致的现实结果。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前行，都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关系革新的前提下，同时也造就了不同发展时期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及其所依托的重要条件。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开启改革开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破除重重阻碍、历经多次变革，最终迎来了辉煌的历史变迁，同时也推动了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的不断革新和优化发展。

　　再次，它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内在诉求。践行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是致力于促进公平正义的优势路径，也是孜孜不倦追求和发展真理的现实表现，更是实现人类社会最高价值目标的方式方法。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的发展和演变，是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历史进程，也是无限逼近真理的重要表现，更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原则的顽强坚守。必须指出，只有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中国70年历史变迁和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坚守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原则的发展底线，坚定对真理和正义的崇高信仰，才能推动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更加全面和深化的高质量发展。

　　（二）从强力控制到逐渐授权，再到疏管结合的长效常态机制建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基础建设（1949—1978）、改革攻坚（1978—2012）和深度优化（2012年至今）三个关键阶段。很显然，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历史变迁，同这三个阶段也是相伴相随和不可分割的。

　　在基础建设时期，党以“强力控制型”的经济领导体制为社会经济的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必须明确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还处在对旧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的调整阶段，当时还处于对诸多领域做出调整的大变局中。此时，党需要借助“强力控制型”领导机制来对国民经济进行管控。究其原因，无非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经济社会诸多方面还比较脆弱，倘若没有强有力的引导和控制，很可能会导致胜利果实被窃取或发生变异。基于严峻的发展形势，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将中国推向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时期。自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开启之前，党对经济社会的领导长期以来也基本上沿袭了强力控制的传统。事实上，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基本经验，以及发展过程中所吸取的重大历史教训，都和党对经济社会强力控制的领导体制息息相关，其中包括经济、文化和政治等领域的正向发展，也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需要反思的经济运动，以及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活动。

　　在改革攻坚时期，党以“逐渐授权型”的经济领导体制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转型。必须明确的是，在我国对外开放事业发展序幕正式开启时，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正处在从“强力控制型”向“逐渐授权型”转变的关键环节。从小岗村模式初开先河并在全国推广，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出现，展现了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明确对外开放的决心、勇气和自信。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都离不开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积极引导和优化推进。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这些瞩目成就并不是凭空产生或自发形成的，而是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拼搏和不懈奋斗的结果。

　　在深度优化时期，党以“疏管结合型”的经济领导体制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行之有效的稳定机制。显而易见，近些年来经济社会取得的更为突出的发展变迁和卓越成就，同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演变也是密不可分的。在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度优化时期，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的演变主要表现为从“逐渐授权型”到“疏管结合型”的战略转变，这从党的十八大前后关于市场作用定位的论述中可见，即从长期强调“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转变。显然，在步入新时代的当今中国，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基于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明确，已经基本形成“以疏导为主线、与管理相结合”的长效常态性稳定机制。

　　（三）在循序渐进和博采众长中潜移默化地推动经济社会治理模式转型

　　客观地讲，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良性演变，是在长期沉淀和厚重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着相对明显的特征。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在循序渐进的发展中持续向好演变。前文已经论及，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经历了从“强力控制型”向“逐渐授权型”的变化，并最终建立起“以疏导为主线，与管理相结合”的长效常态性稳定机制。从历史来看，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在新中国70年来的演变历程并不算漫长。但必须明确的是，其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持久发展而言，却是极为宝贵和一以贯之的。换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持续向好的演变过程，是在经济社会的长期沉淀中循序渐进地突破得来的。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不断发挥能效。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及其运作结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地域范围都有较大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隐含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背后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机制及其发展演变，却是更为重要的。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的演变，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入骨髓”的，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具体的行政政令或部门规章，其更多地表现为对国民经济宏观方向的运筹帷幄和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根本坚守。譬如，计划管控模式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社会前行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时期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就细化为强有力的政府管制理念和实践行为。但党的经济领导机制仍是在潜移默化中运作，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对各行各业做出事无巨细的直接干预。

　　再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借鉴。尽管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建立健全和发展完善以自力更生为首要前提，但其同时也对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治理思维和发展模式中的积极成分有所借鉴。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事务和发展完善自身的过程是相伴相随的。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演变，不仅需要自力更生地拼搏和奋斗，也离不开对世界经济发展中积极因素的合理借鉴。在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发展演变的影响下，我国经济社会依托于对自身的不断优化和对“他者”模式的有效借鉴，在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相对顺利地推动了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良性建构和积极转型。

三、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体制的演变机理

　　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在过去70年里得到了具有实效性的发展和完善，我们有必要从演变机理的视角出发，对新中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做出考察，分析其发展变迁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和比较优势。

　　（一）以极具科学性、人民性和国家主体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自20世纪20年代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自身工作的准绳，带领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取得了诸多阶段性的胜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艰辛历程中的显著成就是举世瞩目，作为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指导思想的地位从未曾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中的关键作用更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所依托的指导思想，在纷繁复杂的观点和思潮中构成权威的理论支撑。正是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自身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及其经济领导体制才有了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依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备了科学理论所必需的重要特征，是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论。首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科学理论，以其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变化，实际上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历程是相伴相随的，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衍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因其而获得充分的优化空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这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包括但不限于社会主要矛盾等认识的重大转变，都是党所依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发展演变的佐证和具体体现。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以其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历史变迁，也被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不同的时代，对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体制机制有着不同的诉求，实现这些不同诉求的具体手段和方式方法也有显著差异。最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实践形成、指导实践运作和依靠实践发展自身的科学理论，党的经济领导体制也是中国发展实践的成果。无论是过去、当下还是未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都将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得到锤炼，并且在持续完善自身的进程中更好地领导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要想完善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所依托的指导思想，必须重视实践的重要作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人民性和国家主体性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处论及的人民性可以理解为一切工作都以服务和发展人民为根本，而国家主体性则可以理解为国家发挥的不同于微观经济主体所发挥的主体作用。一方面，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都是为实现和维护民众的根本诉求及利益而服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印证了其对民众发展的高度重视，而作为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指导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该传统，展现了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对人民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都是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来发挥能效的。倘若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作为保障，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就不能在经济社会中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各种依托于国家的规制手段就难以顺利地实现各项职能。

　　（二）中国共产党对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天然”的自信和卓越的能力

　　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诸多阶段性胜利，展现出自身卓越的领导能力和自信，这也是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体制发展演变的现实基础。

　　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有着天然的自信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其带领人民群众在经济社会的建设进程中取得了诸多阶段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来源于群众、有群众的支持，是有着正义发展目标和坚守正义发展原则的正义政党，并且有着全球其他政党根本上无法企及的自信和群众基础。这为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卓越领导作用打下了良好的现实基础。从根本上来讲，只有具备良好的群众基础，方可在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实践中取得各种阶段性的胜利，才能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拥有推动未来经济社会向好发展的天然自信。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依托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而不断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者追求民主和团结的优良传统，这在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中都是有迹可循的。长期以来，党在不断发展完善自身经济社会治理思想的同时，始终坚持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作用。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吸纳各个民主党派和相关组织机构的良好建议，推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必须明确的是，这是提升和维系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指导思想科学性、先进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

　　三是新中国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具有极强的实效性和前瞻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了诸多阶段性的胜利，但其并没有直接参与或干预国民经济微观层面的活动，而是依靠政府和其他相关主体积极贯彻和落实自身发展理念的方式来实现既定目标。但党对经济的领导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的前置阶段就有充分的体现。譬如，“作为中国规格最高的经济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自1994年以来每年举行一次”，涉及国民经济的基本方向和重大决策问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使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发挥出极具实效性和前瞻性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各项工作的前置阶段，党的经济领导体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出极具实效性和前瞻性的作用，是因为党具有对经济社会进行宏观领导和运筹帷幄的实力。

　　（三）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周期和经济危机浮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危机，体现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弊端是人尽皆知的。值得庆幸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则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力手段很好地规避了此类问题。

　　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以党和国家稳定有序的政治生态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大行其道的资产阶级社会，注定有着以食利阶层为主导的政治上层建筑，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多党制和两党制等就是绝佳的例证。不同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以人民利益为发展的根本前提，虽然当代资产阶级政党长期以来都在主张看似民主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但其目的的卑劣性及其衍生的诸多弊端都是显而易见的。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具有混乱、断层和多变等不良特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障碍。譬如，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国家的各个政党为攫取更多的利益，往往都会极力反对、诋毁甚至攻击对方，从而达到各种不可告人的秘密目的，直接造就了混乱、多变和断层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中国能够规避该问题，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保证了政治生态有序，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条件。

　　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及其治理方面的诸多优势作为基本前提。中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持续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建构和维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空间，坚持让国家和人民更好地掌握各种资源，增强了自身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性。一方面，党的经济领体制依靠社会主义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带领全体人民群众突破了诸多现实困境，凝聚全社会的优质力量推动了各行各业的高效建设。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有着规避或消减经济危机的独特能力。相较而言，资本主义国家如若无法变革根本的体制，其经济危机频繁出现的可能性依旧长期存在。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以党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绝对领导作为必备条件。党对经济社会的领导，并不依靠事无巨细的牵制和干预来实现，更多体现在宏观方向上的运筹帷幄以及对政府和相关主体的领导、监督方面。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其在组织人事和监察体制等方面的强大优势，展现出自身对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只有在经济社会中取得突出政绩且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得到党的高度重视和民众的积极支持，体现出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对干部考核和约束的重要作用。此外，我国经济社会各命脉行业的发展，都建立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布局调控之上，而几乎所有国有企业中都建立了党组织，对国有企业发展方向和重大决策有决定性影响。

四、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体制的现实考察

　　必须明确的是，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也有着宝贵的基本经验和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中国未来的路还很漫长，要想取得更为突出的发展成绩，就要根植于前人打下的坚实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和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相关的突出成就和经验教训做出分析。

　　（一）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未来社会向好变迁和良性发展

　　很显然，无论是从经济体量的角度做出分析，还是基于发展质量、水平和效率等方面进行考察，都不难发现我国经济社会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让民众为之振奋和自豪的成绩。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缔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优质发展。70年来，伴随经济社会持续向好的，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优化和发展完善，这是党的经济领导体制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党的经济领导体制作为有效支撑，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进步和成效也都无从谈起。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促进了经济社会向好变迁。事实胜于雄辩，从7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历经诸多磨难最终实现了伟大的历史变迁，收获了不朽的发展果实。随着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在数十年的发展演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对外开放事业直至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再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推动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形成良性发展和持续优化的态势。必须明确的是，过往经济的向好发展和曾经社会的正向进步并不值得沾沾自喜。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变迁，但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着不同以往和不可预期的风险和挑战。但是，当下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是众所周知，党的经济领导体制为我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内外环境和现实条件，有效地确保了未来经济社会向好变迁和良性发展的历史趋势。

　　（二）正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转变经济治理的思维方法和社会发展的传统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丰硕的发展果实，领导全体民众跨入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新时代，同其长期以来依托的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发展演变所积累的基本经验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体民众取得诸多阶段性的胜利以及如今的突出成就，完全是依靠自身和国家发展的经验得来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不断完善自身和促进社会主义中国持续发展的同时，创造了更多的中国经验。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在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方面有着较强的现实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曾经遭遇过多次重大波折，面临过无数次现实困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突破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障碍，依靠自力更生一次又一次地从绝境中走了出来，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果实。诚然，“客观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波折和困境，甚至是遭遇程度不同的瓶颈和打击。我们深知，伟大的发展成绩离不开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强领导，但最为重要的是党在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不渝地面对每一次现实困境，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更没有做出任何逃避的举动，而是千方百计地动员所有力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显然，这与苏联共产党遇到重大困难和问题时的做法完全不同，当然最终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结果也是大相径庭的。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推动我国科学发展理念顺利生成和全面发展。事实上，中国经济社会70年的发展变迁，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现实结果和外化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任何水平、质量和层级的提升，都是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衍生发展思维和方法的实践成果和现实表现。因而，我们不难推出，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科学性和有效性的提升，有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引导了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完善。

　　再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治理模式在发展演变中不断优化自身。众所周知，发展思维理念的科学性对经济社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具体发展模式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随着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持续演变，我国经济社会的治理模式也正在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前进。从过往盲目追求经济体量提升，到当代科学推进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事实上也是由党的经济领导体制所造就和主导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坚持和完善真理的优良传统，社会整体的正向推进才能和发展思维的优化并驾齐驱。无论在哪一历史时期，都要充分洞悉时代的变化特点，明确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大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经济社会的治理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保持持续有效的高质量发展。

　　（三）在坚守基本原则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强化对宣扬人性和追求效率的均衡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过诸多困境，也确实走过一些弯路，甚至遭遇过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必须肯定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困境、走过的弯路和遭遇的打击，并不是由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所谓的缺陷所造就的，而是由某些主客观原因或不可避免的因素引致的，而且最终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还是扭转了局势并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变迁。

　　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始终保持对客观规律的敬畏和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对客观规律的遵循是发展经济的基本前提，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守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础。假设不能遵从以上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必须明确，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经济社会有过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的短暂时期，但这并不能归因于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缺陷，而是由各种主客观要素造成的。譬如，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是例证。此外，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某个阶段的经济社会甚至进入倒退的轨道，“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算，1968年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国家财政收入下降27%”。显然，这些变化都是触目惊心的。值得庆幸的是，在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最终依靠自身的力量完全回到正轨。

　　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强调对个体本性的释放和对精神层次的追求。对个体本性的释放和对精神层次的追求，事实上都是经济社会发展高级层次的内在需要和现实表现。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目前经济社会正在朝着崇尚个体本性和追求精神发展等方向发展，但此前我们的确走了很多弯路，甚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前所述，这些问题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尽如人意，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和思考，不能对其进行无限扩大的批判。此外，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境地，经济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对物质产品的追求摆在首位，忽视了对文化产品和精神层次的发展和追求。但在党的经济领导体制及其发展的影响下，我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发展。

　　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经济的领导体制，注重促进以效率和质量为两端的“天平刻度”的平行上升。我国经济社会曾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个体本性的释放和对精神层次的追求，可以和这里的问题组合理解为发展质量和水平的缺失。随着党的经济领导体制的良性演变及其作用的持续优化，各主体不再单方面关注效率，而是对诸主体、多层次和宽领域的质量提升等有了足够的重视。此外，“研究事物的矛盾，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告诫我们要注重区分主、次矛盾以及它们的主、次方面，对待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亦是如此。当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要兼顾效率和质量的均衡上升，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当然，在关注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其他次要矛盾的规制，要在凝聚优质力量促进经济社会效率和质量均衡上升的同时，适当关注其他问题。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五期；作者：龚晓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海飞，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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